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原因 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注：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页。参与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朱务善所述的1918年“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之事，很可能是他当时或后来听某位当事人说的。由于他所说的与高一涵回忆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名称不同，所以其消息来源不会仅是高一涵。）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大多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对1918年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知情。如果认为并非当事人的朱务善听述无法令人置信的话，那么根据“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这一史料运用的原则（注：这个原则是史学大师兰克(L.Ranke)继承前人而确立的史料考证方法之一。），曾亲身参与发起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的回忆应当是较为可靠的了。高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办一个《每周评论》 ，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p340～341)高的叙述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而当年还只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忆不足为据。虽然高一涵的这个回忆难以被证伪，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来对某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作出判断，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不仅由于回忆者可能因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记忆模糊或误记现象，而且因为人大多会有粉饰自我的倾向而把功劳拉在自己头上，所以事后回忆往往不那么十分可靠和可信。（注：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J.M.Lacan)指出，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对源于自我领域的材料持怀疑态度”。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史学家对待回忆资料的确应持审慎态度，需经仔细考证后使用。）这样，寻求尽可能早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作为人们当时记录之一种的、被称为“史家的绝好材料”的报刊记载（注：李大钊语，他甚至说“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李守常： 《史学要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刊登于《星期评论》14号（1919年9月7日出版）的戴季陶文章《可怜的“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该文是就《每周评论》被封闭一事发表的评论。戴季陶在文中先提出“《每周评论》为什么事被封？”然后在后面写道：“你们不见报上说他们要禁止传布‘马尔格时主义’么？他们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却不禁止‘马克思主义’，也不禁止‘马克司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戴的文章揭露了，当时北京政府就是以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罪名来封禁《每周评论》的；并且指明，所谓的“马尔格时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当时Karl Marx多被译为“马克思”、“马克斯”、“马格斯”、“马客士”、“马克司”等，《每周评论》刊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著作译介文章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尔格时”这四个字的译名。因此，戴的这篇文章说明了：《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闭，并非仅仅因为其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而应是同该刊若干编者研究、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有组织的行动有关。根据戴文的信息，再参以高一涵和朱务善回忆中所谈《每周评论》的编者和一些北大教授曾组织“马尔格斯”或“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我们就能大体确定：1918冬至1919年夏间，参加《每周评论》编辑工作的一批北京大学教员曾经组织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其名称大约就是“马尔格时（士）学说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