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走香港重庆大厦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内，收容着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的住户，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小型范本的田野调研。　　重庆大厦有如此多样的人群，商人们四处奔波寻求买卖，托儿大声招揽客人，性工作者诱惑着潜在顾客，还有毒贩小声叫卖他们的大麻，另外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游客，是重庆大厦最大的群体。他们来重庆大厦的主要原因是这里便宜，重庆大厦仍然是背包客的天堂，尽管没有三十年前的盛极一时，但是与隔壁的假日酒店相比，它的房间价格不过是假日酒店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还有些旅客想来这个地方探险，特别是日本人和欧洲人，他们也许从之前的背包旅游经验或《孤独星球》之类的英文旅游书中了解到重庆大厦，类似的日文旅游书包括《走遍全球》。　　如今，网络让许多游客找到重庆大厦(也许介绍重庆大厦的最大的网站用日文，向日本游客提供了很多好的旅游建议，不过最近越来越少有日本游客在重庆大厦留宿)。游客人群既包括寻求香港最廉价住宿的人，也包括那些寻求某种特定冒险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英国人告诉我：所有网站都警告我千万不要住在重庆大厦，然后我就明白了我一定要来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看，住在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的南亚人会来重庆大厦体验家的感觉电视节目、餐厅、录像带和杂志摊都让他们想起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家乡，这在其他东亚地区都无法体验到。　　游客在重庆大厦中没那么显眼，主要因为他们不像职员和商人那样长期留在大厦中，他们早上离开，晚上才回来。然而，他们在某些晚上占满大部分旅店客房，特别是在一些中国内地公众假期里，包括劳动节及国庆节。游客人数在过去几年逐渐攀升，归功于越来越多游客开始在网上预订客房。我曾经向阿根廷人提供去哪里找香港姑娘的建议，与美国人一起叹息乔治·布什做过的种种蠢事，跟埃及游客一起谈论伊斯兰的本质，与不丹人谈他们国家的国家幸福指数，同日本人一起考虑他们是否应该离开日本去其他国家生活，与英国人探讨他们国家橄榄球队的成败，还与马尔代夫群岛来的游客分享全球升温会让他们国家淹没的担忧。我在重庆大厦的各种旅店里找到了来自129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游客，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　　在网上预订旅店的一些游客往往备受惊吓，一个中国内地游客用粤语告诉我：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非洲人，太吓人了!她在网络上找到旅店，被其便宜的价格所吸引，不过网页并没有提及其所在的具体大厦，这里有超乎她想象的种族多样性以及奇异之处。另一位中国内地游客向我抱怨：我想吃中国菜，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中国餐馆。为什么一间都没有呢 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给他的回答是，香港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重庆大厦不算是香港的一部分，它更像是香港心脏部位的一块岛屿，要不然为什么这里的价格如此便宜?他看起来很困惑，问我重庆大厦附近有没有可以去的迪斯科酒吧。　　不仅仅中国内地人体验到这种困惑。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哥伦比亚女人住在我留宿的旅店，她显得有点害怕，不敢出去，所以跑到我面前问：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吗?我告诉她是的，但是人们可以安全地到处走动，她还是不能全信。如此恐惧一部分与性别有关：年轻女性或许被大厦中的多数男性以令人不安的目光注视。一位非洲女人愤怒地告诉我：我一辈子都没这样被人盯着看!当然，尽管被男人直接注视，年轻女性一般不会受到男性动物的捕食。我与几个马来西亚的男游客聊天，他们停留香港不过几天而已，他们本来只是觉得会住在廉价旅店，结果却被眼前的景观吓到。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回到马来西亚后会对重庆大厦有怎样的描述，他说：还行，但是我永远不会带女朋友来这里……这里对穆斯林女性来说真是可怕!　　在我遇见的精神受创的旅客中，中国内地人和美国人居多。但近来，有更多经验丰富的中国内地游客，如同欧美和日本游客一样寻找冒险。我见过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他们说没有见到旅游书描写的老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景象，感到失望。我解释说自己也从来没在重庆大厦中看到过老鼠(但是在大厦外的巷子里见过一只)，除非有很好的运气，他们应该也不会见到老鼠。　　再说说几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游客。曾经有个日本男人沉迷于重庆大厦的种族混乱景象，他在东京的一间著名经纪公司工作，来香港既是度假也做投资。一个人如果在日本投资对冲基金，就要交20%的税给政府，但他说在香港就不必，这种投资不需要缴任何税款。他在星期五下午来到香港，然后去一家大型香港银行投资，然后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沉浸在重庆大厦的世界中。他说：我来回东京和香港的机票大约6万日元，所以如果我要投资100万日元，就很值。而且周末我还能留在这个精彩万分的地方。　　正如上文提到的更大经济背景下的印度临时工人，这个日本人是香港政府自由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他不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商人旅客。我认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来香港旅游，但会在回程的路上携带中国制造的伊斯兰披肩，以补贴他们的旅程花费。我也见过印度和拉丁美洲的旅客用同样的方法运回电子产品，比如手机。他们偷偷地在行李中塞二十个中国制造的手机回国，然后卖给朋友及熟人，让香港之旅有不小收获。　　大厦中还有一些梦想家，他们来到重庆大厦，因为这里是发达地区中住宿最便宜的地方，而且他们相信成功就在未来等着自己。一位年长的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作家喜欢写间谍小说，给我看他那些让人无法阅读的章节，希望我能提一些英文语法上的建议，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还不时向我借几百港币，有的时候会还钱。他梦想能靠间谍小说赚到百万钱财，但是我只能告诉他，我并不爱读间谍小说，所以我也无法预料他的未来。由于他持加拿大护照，能很容易地每隔九十天更新香港逗留签证，所以他能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　　有一个显然超过六十岁的新西兰人告诉我，他已经在香港住了一个月，还会再留几个星期。他声称有一位好朋友是驻中国的菲律宾大使，几天后会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人来找他谈话，谈谈如何集齐资金-他说自己是金融家，为了找乐子才住在重庆大厦。他似乎羞于揭示他人生的真实部分，因为显然他在吹牛。　　一位土耳其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仿佛是来自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他向我描述了他穿越亚洲的旅程，以及他要写一本关于伊斯兰书的计划，结果我们所在的小食摊的职员用乌尔都语嘲笑道：为什么教授要跟一个傻瓜讲话?他不是傻瓜，而是一位梦想家，正如重庆大厦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重庆大厦有川流不息的年轻商人、持旅游签证的工人、避难者，只是这些人的梦想更合乎逻辑而已。如今谁的生活不依靠梦想呢?重庆大厦的人们更加如此，由于它如此廉价，所以成为许多国际梦想家的最后住所。他们在此逗留，正是因为口袋里的钱不多，他们的道路能在这里走得更久远。　　梦想家和孤注一掷的人并不只限于旅客。我曾经和一位坦桑尼亚人在重庆大厦后巷喝威士忌，他告诉我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因为醉酒问题而屡次被开除，但他还是有酒瘾，为了最后拯救他一次，富裕的家人把他送到香港，看他是否能在贸易上做出一番成就。我还遇见过一位新加坡来的印度裔餐馆老板，因为觉得自己在一次争吵中害死了另一名印度人，于是拿着大笔钞票逃到香港，因为自己头顶悬着一项杀人罪名，所以梦想以后能去加拿大避风头。我只见过这两个人一面，但他们与其他类似的人一样，都是重庆大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