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就业方向？ 个人认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经济学对社会依旧有着理论和现实价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取得辉煌的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因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的核心和积极因素值得进一步挖掘。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提出过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创造和发明了这么多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学的诞生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存在这样的谜团。为什么中国古代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成就，现代经济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或者中国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发展成现代经济科学，必须从西方引进经济学吗？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也有一些讨论。黄少安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领先世界，是大规模的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不足，所以以资源不足为前提，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不发达。 易纲认为中国没有成为经济科学的发源地与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有关，与形式逻辑的不足发展有关。 从经济思想的学术背景考察，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与事物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及其他事物的相互关联作用，缺乏分类细致的研究和共同语言的示范构建，影响了经济思想理论图像整体的清晰度。其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蕴藏着许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素，孙中山在1912年也提出了“经济学在我国乱舞”的说法。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果、贡献和历史地位，笔者另行用专业文讨论，这里只介绍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成果的肯定。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舒格为陈熙章《孔门理财学》撰写的序中指出，儒学是“伟大的资产管理系统，伟大的道德和宗教系统”。陈熙章学贯穿中外，贯穿古今，其专业无疑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解释儒家经济思想，为国际学术界系统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打开了大门。凯恩斯在1912年为《孔门理财学》编写的书评中用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转换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指出汉代贾谊、宋代袁谢、明代叶子奇等“中国学者早就知道格雷欣的法则和数量理论”。除了儒家经典的经济方面被广泛宣传外，道家老子的管理哲学和经济思想、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也被国际广泛传播和认可。1966年9月，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演讲中指出，《老子》第57章的“我无为，民自动化，我安静，民自正”一词代表了他“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 奥地利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马来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对道家思想也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庄子重申了老子的“清洁无为”思想，是第一位发展“自发社会秩序”的思想家，认为他比西方发现这种思想的普尔顿和发扬这种思想的哈耶克先进得多。 有名的经济学家莱斯利杨认为，司马迁在亚当史密斯面前在《史记货殖列传》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和“隐形手”的等价隐喻。在“水流”中，史密斯在创作《国富论》之前访问了法国，杨格推测史密斯直接从杜阁和与其认识的两位留法中国学者那里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许多经济概念，它往往缺乏一致的公认定义，内涵和外延往往因人而异，这很难形成具有继承性的学术传统。然后，在重实用轻玄想的思维习惯下，重视综合忽视分析，重视人文意蕴忽视科学内涵，重视规范性质忽视实证性质，古代思想家们总结这些零散的经济思想，演绎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经济理论体系，客人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现代意义呢？显然不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其中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参考。其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牵引。其三，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可以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哲学基础。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解决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讲究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涵的深层核心和基本精神，进行必要的现代转变和解释，从而判断、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提出独特的观点和路径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在发掘、整理和展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遗产的同时，结合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发挥古鉴今、经世使用的功能。光是改革，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就有几次变法、变革，其中的改革思想有很多教训。“世界容易变迁，变法应该继续下去。“《吕氏春秋察今》”历史上，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莽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刘晏变法、后周世宗改革、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这些变化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就像钱穆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一样，“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改革已经成为深刻的全面社会变革，一定是与一系列体制机构变革相关的制度大规模变迁，因此必须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还是只在某个方向进行碎片性的制度变迁是成功的，当前，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核心命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治疗中国历史上的无为思想，对当前的治道变革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实，“无为而治”不是道家的专利，儒家的思想源流也有痕迹。最早在《论语卫灵公》年，“子曰：无为而治者舜也给！ 丈夫在做什么？只有恭己正南面”。 在汉初学术走向融合的大背景下，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以道家的“无为”学说为基础，也融入了儒家“无为”思想的成分。 司马迁基于这里提出的“善因论”，其重要意义是“从俗所欲予”(《史记管晏列传》 )，个人给予和保护从事农渔工商等经济活动的自由，自己谋利，民殷国富、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这有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论断和异曲同工的精彩之处，在个人自私的现实下实行“简单自然的符合自由的制度”自然达到非自私个人的本意结果，实现利己和利他激励的兼容性和共融，社会福利的整体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实现善治目标，需要简单的政治解放权、转换功能，不能用“看不见的手”过度介入“看不见的手”。 因为它经常相反，所以不能集中精力控制市场主体创造的活力，同时好好管理其管理。贯彻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义利的区别，对扭转当今中国社会重利轻义、商业伦理滑坡的现象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孔子那里，义与利是对立的，可以区分君子和小人。“君子比作义，小人比作利。“《论语里仁》”荀子主张先义后利。“正义后得利者兴旺，得利后正义者受辱。孟子也这么主张。“为什么说利呢？也只是有仁义。 “《荀子荣辱》”都把义和利看作矛盾，强调贵义贱利。 与儒家不同，墨子认为“义，利也”(《孟子梁惠王》 )，主张义与利一致。西汉董仲舒提出“其谊不谋其利，其道明无视其功”(《墨子经上》 )，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 理学繁荣的宋明时代也非常重视义利的区别。 “二程”、朱熹等理学主流派依然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排斥的，认为“所有的出义是入利，出利是入义”(《汉书董仲舒传》 )，陈亮、叶适等功利之学与道义和功利不矛盾，功利出现在道义中，远离叶适主张利导主义，“成为其利，带来其义”(《二程语录》 )。 这其实与市场经济重视经济和伦理的统一一致，光靠市场主体内在的道德规章不一定有效果，只有从利益出发完善激励机制，才能纠正经济社会秩序。 仅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两例。其实，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有很多适合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因素。中国经济学派的成立与寻根近代下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构成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条主线，当前国民的问题分析和理论创新基本在这两条基础上。 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经济学家国情不同，西方经济理论没有向中国提供现成的答案，提出不能全面适用西方经济学，因此“创造中国独自的经济学”和“非审查度本国思想上的背景，是系统的这种思潮至今仍在持续，呼应着20世纪340年代一些学者的学术呼吁和历史呼吁，唐庆增说：“学者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的内容，详细调查过去中国经济思想的得失，用学说的长度创造新思想，创造现在的经王亚南也提倡设立“中国经济学”，自称“‘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将成为我的研究中心’”。关于是否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没有国界”。也有学者直接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适当的提法应该是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经济学派。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已经有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瑞士洛桑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多种带有国家色彩的经济学派，其起伏的变迁大体上是从欧洲向美国的变迁因此，有理由期待中国特色、中国风、中国出色的经济学派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看现在，作为转型社会，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的经验，其市场经济的历史厚度与中国不相上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城乡因此，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中，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说明力、影响力和预测力。那么，如何建立中国经济学派呢？又是谁做的呢？很明显，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在经济学说史上，许多经济学家向社会变革提出了理论上的创新，许多学术追随者探讨精益求精，共同推进了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和革命。中国经济学派的创立也需要亚当史密斯、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海耶克等经济学大家及其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继承、竞争、合作，才能实现目标。一个经济学派的成立至少需要两大条件。一是迄今为止在社会历史上有充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很多先行理论要素。例如，亚当史密斯出版《习学记言》之前的数百年间，西欧重商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等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了很多研究，积累了很多理论素材。二是经济发展实践的检查和经验的积累。 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经过原始资本的积累、商品的输出、资本的输出、产业革命的长期发展过程，它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试行错误，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源头的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30多年，再过20年左右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将积累足够的素材和比较丰富的经验。 其中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要素和经验总结。 这将为中国经济学派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不是“制造独立的特殊研究壁垒”，而是根据普遍性和普遍性表现中国特色、中国风、中国气派。因此，一个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二个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三个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中的有益因素。三者不能偏废，过去被忽视的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思想的起源需要特别重视。 正如霍奇森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德国历史学派一样是哲学文化的产物”，这种哲学文化是德国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中国经济学派的发展和创新同样需要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 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些长期留下的基本要素，其历史越深入，持续的影响力也越大。例如，在现代经济学伦理和生态关怀的恢复趋势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合一的伦理养分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特别值得充分汲取。儒学的复兴与中国式管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是韦伯的“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儒教伦理阻碍了古代中国的合理化经济发展，不能形成新教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20世纪70年代，韦伯斯特的这一论断遇到了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区域经济崛起的挑战，之后形成了长期的学术争论。余英时分析了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精神，儒家伦理也具有新教伦理的“入世苦行”(innerworldly asceticism )属性，是“勤”、“俭”等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和“合理化” 当然，他还指出，这些精神因素必须在其他客观条件，特别是经过“合理化过程”的政治和法律的适当合作下，推进合理化的经济发展。随着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儒家伦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因素与一些现代性因素相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儒学是指融合各家中国传统文化。 古今思想没有高低之分，论证的一致性和严密性有差异。儒家伦理儒学的现代意义是对宏观经济方面的促进作用，也是对微观管理方面的借鉴作用。 古代管理思想一般简洁，但深刻揭示人性，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具有普遍永恒的价值，穿透时空，给今天的人们以启示。澳大利亚学者李瑞环认为：“儒学的复兴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将带领世界走向21世纪，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特殊问题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就能解决，需要构建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台湾学者曾仕强对中国式管理模式下的定义是，在中国管理哲学中合理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心理行为特性，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是合理化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更具包容性，主张从个人修身做起，然后有资格从事管理，事业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习。卷辨浩繁的古代古典文献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历代齐家、治国、用兵、商业创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传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可以给现在的管理者带来深刻的启示。这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概念定义，其本质是中国文化主导的管理模式，是融合了西方优秀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当然，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研究与构建，不仅要从古典文献入手，还需要着眼于现代企业的成功实践，升华理论。反观西方管理模式，经历了回归伦理、文化的过程。早期的产业革命空前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在“工具人”、“经济人”的行为假设下，企业管理也越来越机械化、制度化，人性异化问题越来越暴露。为了扭转这种管理偏差，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经历了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管理科学阶段、企业文化管理阶段的发展高度，科学思维和伦理文化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背后有人是“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实际上，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文化的关心和重视也是从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开始的。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在企业文化营地模式中，通过注入儒家“仁义”、“慈爱”、“忠实”、“诚敬”等价值因素，弥补制度刚性管理不足，促进形成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基础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取得辉煌的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因素。 但是，18世纪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中西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大分流，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逐渐落后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发展，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的核心和积极因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另外，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通约性，中国经济学派应该建立在可通约的研究分析框架和基于规范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上。这需要推进传统的范式转变。 否则，落在传统经济思想的旧发展路径上，很难进行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