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06 11:50发布
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不足与启示!
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不足与启示!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建构3264643730论之反思http://www.xslx.com/Html/gjzl/200403/6279.html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一大主流;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有所争论,但基本上是基于同一典范下的张力;而针对这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来自古典马克思主义、国际批判理论,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feminist)的批判和挑战,他们之间依然也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上,可以说形成另一个典范 ---「解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种典范强调获得国际关系的「客观」知识的重要性,而后种典范则强调导引具体实践以改变转换既有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不愿直接面对「解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但终究不能对这种挑战所形成的冲击视而不见;包括alexamder wendt 在内的国际关系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企图调和上述两者,通过化解双方的张力,为国际关系开拓新的理论途径,wendt一方面承认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性,但另一方面,则认为这种客观现实性是因着国际社会中的行动者(主要是国家)通过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从而反过来对行动者也形成结构的制约力。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都有其不同的本体论(ontological)和知识论(epistemological)的设定。不弄清这些差异,我们其实很难搞清楚上述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论述的不同之处。首先是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是:国际关系是否为一客观的存在。基本上,不管是新现实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都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认为国际关系乃是一客观存在,即对于集体式的行动者(如国家)或个别的行动者,具有其客观独立性,是独立于行动者之外既存的事实。讲的更具体点,就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既予的或给定的(given),因此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以无政府状态为无可回避的研究起点。就因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状态视为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也就把国际关系看成是物质有形的关系,从而走上主观唯物论的方向,不愿意承认观念或理念的实质意义和重要性,虽然,观念或理念似乎在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论述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但是,观念或理念能否展现物质有形的作用,是其所重视的;亦即,观念或理念是在对物质和有形化的前提下,才受到重视的;这也就是说,观念或理念只是被用来弥补物质权力和利益解释的不足。不过,观念或理念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中,代表着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发展和演变:国际关系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完全以物质有形的方式呈现,物质有形的呈现方式可能会以观念或理念的提出或诉求,作为衔接的中介。从客观主义本体论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认为国际关系反应既有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就形成客观决定论式的论述起点。不过,紧接着他们却以个体主义(indivialism)方法论来展开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并且沿用「体系」(system)的概念,把国际关系直接称为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包含许多基本的行动体(actor),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是这些行动体的行为和行动交织而成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把国际体系又视为反映了个别行动体的行为和行动。从客观主义本体论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他们以理性主义的设定来加以串联,从个体经济学把人或个体视为利己者的方式出发,把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视为利己的理性行为体或行动体。于是国际关系呈现的面貌便是:在物质有形的无政府状态的制约下,做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会分别进行理性选择,追求有形利益或权力,从而形成竞争、张力、冲突或合作,决定国际体系的内容。从的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得出,国家会追求绝对可得利益和相对可得利益的不同论述方向。相对可得利益的追求,是一种零和式的利得追求;而绝对利得则是非零和式的双赢或多赢的利得追求。古典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当成不证自明的论述前提,从而将在这个前提下的国家行动,当成是物质有形的经济性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新现实主义,则进一步的凸显国家进行物质有形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物质力是分配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体系结构是因着国家进行物质有力的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但这种体系结构又成为客观的存在,对国家行为产生因果般的制约作用。客观主义的本体论,使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无政府状态和物质力是分配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影响;相对的也就忽略行为(动)体「建构」体系结构的这个向度。在另一方面,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前提出发,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经过理性选择,会希望通过与其它国家彼此的合作与互赖,实现双赢或多赢,让各造都能共存共荣,以保证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新自由主义,则进一步把制度主义的向度引进来,并且强调,国家通过理性选择愿意进一步建立机制或制度来体现与其它国家的合作与互赖,而这些机制和制度所体现的权威会对行动体产生新的作用。国家间的合作与互赖,是国家通过理性选择下的结果,是无政府状态这种客观现实前提制约下的产物。自由主义传统因为客观主义的本体论,使其忽略国家间的合作与互赖,甚至是机制与制度的建立,其实已经显示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体的主体能动性,亦即是行动体共同建构下的结果,而不只是在客观现实制约影响下的被动作为。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当成不证自明的客观前提的无政府状态,其实也不是既予的或是给定的,它是通过人类特别是西方的历史而被建构形成的,它与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主权国家的确立发展和国家主权的论述,便没有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出现。此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关相对利得和绝对利得的选择,不只是被设定为「经济人」的国家所做的物质有形的理性选择而已,其实还涉及到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体对于所谓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的「认知」设想甚至期待。而且。国际体系到底是竞争(或斗争)、冲突、宰制支配或合作互赖,这是行动体实践的结果。「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则从主体主义的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把国际体系当作包括国家、民族或其它团体在内的行动体实践的场域,这个场域不是既予的或是给定的,而是会因为行动体的实践而改变的,亦即国际体系的型态、内容和属性是行动体具体实践下的结果。如果把国际体系当成是既予的、给定的,形式上虽然是客观的,但实质上是在维持以西方为中心,或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做辩护。这种本体论当然是受到强调主体实践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其具体意义,就是凸显现实世界或国际体系其实是行动体通过实践围中介所建构起来的,行动体所面对的、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中的的场域。就「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来看,客体主义的国际关系本体论,间接的会成为强权维护巩固其既得权力和利益的意识型态,不但忽略或刻意抹杀国际体系的内容属性是可以被改变建构的现实,而且在层次上也完全不顾所谓公平正义问题的考量。行动体面对国际体系,不是要顺从的、宿命的接受其所谓的「客观的」决定、影响或制约﹔而是要不断的使其不成为强权宰制的场域,以求行动体之间的对等自由甚至公平合理的互动。依照现实主义传统的看法,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对抗、战争甚至霸权或强权宰制,这都是行动体在无政府状态客观制约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促成的客观现实,这个客观现实为无政府状态填出内容,并且体现无政府状态表现的形式,从而也成为行动体继续从事理性选择的客观情境(context),这些理性选择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冲突战争以及霸权或强权宰制,没有所谓对错是非的问题,只有「的」有利与不利的问题。至于自由主义传统,虽然强调行动体在无政府状态制约下会通过理性选择,以合作互赖创造双赢或多赢,避免冲突或战争来使彼此能共存共荣。这其中的和平的诉求,以及合作互赖的强调,为了也是满足行动体彼此客观的现实生存发展利益的考量。亦即,从理性选择,不管是造成行动体之间冲突、对抗、战争或合作依赖,这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而生的结果。而从「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来看,国际体系的内容与型态,不是客观给定的,其中的对错是非必须被追究,而且,其间的霸权宰制应该被取消或改变﹔否则国际体系是会沦为霸权与强权的囊中物。此外,所谓合作、互赖或由此延伸出来的机制的建立,也可能是霸权或强权之间维护其权力或利益的设计,或者是要求若是行动体配合霸权或强权宰制支配的安排﹔更有甚者,还可能意味着霸权或强权要求若是行动体让渡或牺牲主权的另一种型式的表现。总的来说,按照「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的角度,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间的零和与非零和式的互动,其实都是以霸权或强权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它不是客观给定、不可改变的。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虽然注意到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可以进行理性选择,可是,它们却把这种理性选择看成是客观有形的现实制约下的结果,从而忽略所谓理性选择其实是行动体主体能动性的表现,并不是客观现实制约下的被动响应。而且,通过理性选择所形成的结构或制度,不是靠物质有形的因素或向度,就可以说明的,而必须靠非物质有形的诠释,其内容才会体现出意涵与意义,进而也才能被理解和认知。反过来,「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强调国际体系不是给定的从而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可以因行动体实践而改变的国际体系或情境,对行动体而言,既是实践的场域也是「客观」的现实﹔亦即,行动体受客观现实的制约,同时也在其中实践,进而会去改变「客观的」现实,而行动体则又进入另一个因为实践而改变的「客观的」现实中。亦即,「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基本上都只是看到国际关系的某些层面,这就替中间路线的向度,提供了空间,而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视其具体的表现。「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虽然根据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不同的本体论,但是,基本上也是把国际体系当成是物质有形的结构,就算是偏重文化向度省思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被用来分析国际关系时,也都朝政治经济向度转换倾斜。结构是具体有形的,但其内容、形式和意义是被实践创造和建构起来的。以alexamder wendt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既承认在行动体外存在着课观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实体或现实,它可以制约行动体,但又强调这个实体或现实是行动体的实践场域,是可以因着行动体的实践而被改变的﹔而且,以国家为主的行动体还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赋予实体或现实的意义,使其可以被认知和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认知和理解,才有可能导致实践,亦即,国际关系(体系)既是一个主体或现实,更是一个文本,行动体与其之间是置于一个交互主体的理解诠释的关系情境中。做为一个文本,绝不是由所谓具体有形的政治经济性的权力和利益所构成的,而是通过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意义建构、诠释和沟通所促成的。这也就是说,国际体系既是物质有形的结构,又是意义的结构﹔因此,它既是一个意义的主体,更是一个文本和行动体实践的场域。行动体在其中绝不只是做所畏惧体有形的理性选择,以追求有形现实的利益而已,还必须具备有文本诠释、理解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行动体之间的沟通的能力。物质有形利益的追求,必须通过对文本的诠释以及由此所相关的认同和身份的界定,才会有其意义,也才能进行﹔而通过认同、身份界定,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理性选择和利益追求,所改变建构出来的客观现实,又会去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认同和身份界定。其实,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都是从内理解掌握国际体系的途径,而这些途径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有其本体论上的依据外,更重要的还有来自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社会行动论的影响。亦即它们各自的本体论的内涵,是靠后面这些论述而获得呈现的﹔没有后面这些论述,它们的本体论是无法被理解、甚至是空洞的﹔通过后面这些论述所呈现出来的本体论论述,就可以型塑一套有关国际体系的理解和诠释,甚至形成一套文化氛围,当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行动,我们可以这么说,国际体系中行动体间的互动,绝不是所谓通过理性选择为中介所形成的绝对利得和相对利得的计较而已,而更是各种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的竞争﹔绝对利得和相对利得的计较,与各种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的争锋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结合的关系。而这也就是说,本体论必须被转变成一套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才能发挥具体现实的影响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都是本着各自本体论所形成的一套认知、理解和文化论述。在知识论方面,由于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制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基本上形成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认为我们面对「客观的」国际体系或关系,就是要获得有关的「客观」知识,并且通过工具主义的角度认为,所获得的这些「客观」知识,是用来解决或化解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会面临的问题,以保证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和权力关系能够持续存在和正常的运转,从而又表现出功能主义的知识观点,亦即,人们所获得的有关「客观」知识,是为现实的国际体系中社会和权力关系而服务的,以保证或甚至巩固既有的国际体系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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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不足与启示!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建构3264643730论之反思
http://www.xslx.com/Html/gjzl/200403/6279.html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一大主流;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有所争论,但基本上是基于同一典范下的张力;而针对这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来自古典马克思主义、国际批判理论,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feminist)的批判和挑战,他们之间依然也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上,可以说形成另一个典范 ---「解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种典范强调获得国际关系的「客观」知识的重要性,而后种典范则强调导引具体实践以改变转换既有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不愿直接面对「解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但终究不能对这种挑战所形成的冲击视而不见;包括alexamder wendt 在内的国际关系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企图调和上述两者,通过化解双方的张力,为国际关系开拓新的理论途径,wendt一方面承认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性,但另一方面,则认为这种客观现实性是因着国际社会中的行动者(主要是国家)通过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从而反过来对行动者也形成结构的制约力。
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都有其不同的本体论(ontological)和知识论(epistemological)的设定。不弄清这些差异,我们其实很难搞清楚上述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论述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是:国际关系是否为一客观的存在。基本上,不管是新现实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都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认为国际关系乃是一客观存在,即对于集体式的行动者(如国家)或个别的行动者,具有其客观独立性,是独立于行动者之外既存的事实。讲的更具体点,就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既予的或给定的(given),因此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以无政府状态为无可回避的研究起点。
就因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状态视为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也就把国际关系看成是物质有形的关系,从而走上主观唯物论的方向,不愿意承认观念或理念的实质意义和重要性,虽然,观念或理念似乎在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论述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但是,观念或理念能否展现物质有形的作用,是其所重视的;亦即,观念或理念是在对物质和有形化的前提下,才受到重视的;这也就是说,观念或理念只是被用来弥补物质权力和利益解释的不足。
不过,观念或理念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中,代表着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发展和演变:国际关系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完全以物质有形的方式呈现,物质有形的呈现方式可能会以观念或理念的提出或诉求,作为衔接的中介。
从客观主义本体论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认为国际关系反应既有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就形成客观决定论式的论述起点。不过,紧接着他们却以个体主义(indivialism)方法论来展开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并且沿用「体系」(system)的概念,把国际关系直接称为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包含许多基本的行动体(actor),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是这些行动体的行为和行动交织而成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把国际体系又视为反映了个别行动体的行为和行动。从客观主义本体论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他们以理性主义的设定来加以串联,从个体经济学把人或个体视为利己者的方式出发,把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视为利己的理性行为体或行动体。于是国际关系呈现的面貌便是:在物质有形的无政府状态的制约下,做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会分别进行理性选择,追求有形利益或权力,从而形成竞争、张力、冲突或合作,决定国际体系的内容。
从的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得出,国家会追求绝对可得利益和相对可得利益的不同论述方向。相对可得利益的追求,是一种零和式的利得追求;而绝对利得则是非零和式的双赢或多赢的利得追求。
古典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当成不证自明的论述前提,从而将在这个前提下的国家行动,当成是物质有形的经济性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新现实主义,则进一步的凸显国家进行物质有形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物质力是分配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体系结构是因着国家进行物质有力的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但这种体系结构又成为客观的存在,对国家行为产生因果般的制约作用。客观主义的本体论,使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无政府状态和物质力是分配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影响;相对的也就忽略行为(动)体「建构」体系结构的这个向度。
在另一方面,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前提出发,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经过理性选择,会希望通过与其它国家彼此的合作与互赖,实现双赢或多赢,让各造都能共存共荣,以保证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新自由主义,则进一步把制度主义的向度引进来,并且强调,国家通过理性选择愿意进一步建立机制或制度来体现与其它国家的合作与互赖,而这些机制和制度所体现的权威会对行动体产生新的作用。国家间的合作与互赖,是国家通过理性选择下的结果,是无政府状态这种客观现实前提制约下的产物。自由主义传统因为客观主义的本体论,使其忽略国家间的合作与互赖,甚至是机制与制度的建立,其实已经显示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体的主体能动性,亦即是行动体共同建构下的结果,而不只是在客观现实制约影响下的被动作为。
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当成不证自明的客观前提的无政府状态,其实也不是既予的或是给定的,它是通过人类特别是西方的历史而被建构形成的,它与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主权国家的确立发展和国家主权的论述,便没有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出现。
此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关相对利得和绝对利得的选择,不只是被设定为「经济人」的国家所做的物质有形的理性选择而已,其实还涉及到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体对于所谓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的「认知」设想甚至期待。而且。国际体系到底是竞争(或斗争)、冲突、宰制支配或合作互赖,这是行动体实践的结果。
「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则从主体主义的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把国际体系当作包括国家、民族或其它团体在内的行动体实践的场域,这个场域不是既予的或是给定的,而是会因为行动体的实践而改变的,亦即国际体系的型态、内容和属性是行动体具体实践下的结果。如果把国际体系当成是既予的、给定的,形式上虽然是客观的,但实质上是在维持以西方为中心,或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做辩护。这种本体论当然是受到强调主体实践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其具体意义,就是凸显现实世界或国际体系其实是行动体通过实践围中介所建构起来的,行动体所面对的、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中的的场域。就「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来看,客体主义的国际关系本体论,间接的会成为强权维护巩固其既得权力和利益的意识型态,不但忽略或刻意抹杀国际体系的内容属性是可以被改变建构的现实,而且在层次上也完全不顾所谓公平正义问题的考量。行动体面对国际体系,不是要顺从的、宿命的接受其所谓的「客观的」决定、影响或制约﹔而是要不断的使其不成为强权宰制的场域,以求行动体之间的对等自由甚至公平合理的互动。
依照现实主义传统的看法,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对抗、战争甚至霸权或强权宰制,这都是行动体在无政府状态客观制约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促成的客观现实,这个客观现实为无政府状态填出内容,并且体现无政府状态表现的形式,从而也成为行动体继续从事理性选择的客观情境(context),这些理性选择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冲突战争以及霸权或强权宰制,没有所谓对错是非的问题,只有「的」有利与不利的问题。至于自由主义传统,虽然强调行动体在无政府状态制约下会通过理性选择,以合作互赖创造双赢或多赢,避免冲突或战争来使彼此能共存共荣。这其中的和平的诉求,以及合作互赖的强调,为了也是满足行动体彼此客观的现实生存发展利益的考量。亦即,从理性选择,不管是造成行动体之间冲突、对抗、战争或合作依赖,这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而生的结果。
而从「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来看,国际体系的内容与型态,不是客观给定的,其中的对错是非必须被追究,而且,其间的霸权宰制应该被取消或改变﹔否则国际体系是会沦为霸权与强权的囊中物。
此外,所谓合作、互赖或由此延伸出来的机制的建立,也可能是霸权或强权之间维护其权力或利益的设计,或者是要求若是行动体配合霸权或强权宰制支配的安排﹔更有甚者,还可能意味着霸权或强权要求若是行动体让渡或牺牲主权的另一种型式的表现。
总的来说,按照「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的角度,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间的零和与非零和式的互动,其实都是以霸权或强权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它不是客观给定、不可改变的。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虽然注意到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可以进行理性选择,可是,它们却把这种理性选择看成是客观有形的现实制约下的结果,从而忽略所谓理性选择其实是行动体主体能动性的表现,并不是客观现实制约下的被动响应。而且,通过理性选择所形成的结构或制度,不是靠物质有形的因素或向度,就可以说明的,而必须靠非物质有形的诠释,其内容才会体现出意涵与意义,进而也才能被理解和认知。反过来,「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强调国际体系不是给定的从而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可以因行动体实践而改变的国际体系或情境,对行动体而言,既是实践的场域也是「客观」的现实﹔亦即,行动体受客观现实的制约,同时也在其中实践,进而会去改变「客观的」现实,而行动体则又进入另一个因为实践而改变的「客观的」现实中。亦即,「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基本上都只是看到国际关系的某些层面,这就替中间路线的向度,提供了空间,而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视其具体的表现。
「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虽然根据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不同的本体论,但是,基本上也是把国际体系当成是物质有形的结构,就算是偏重文化向度省思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被用来分析国际关系时,也都朝政治经济向度转换倾斜。结构是具体有形的,但其内容、形式和意义是被实践创造和建构起来的。
以alexamder wendt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既承认在行动体外存在着课观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实体或现实,它可以制约行动体,但又强调这个实体或现实是行动体的实践场域,是可以因着行动体的实践而被改变的﹔而且,以国家为主的行动体还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赋予实体或现实的意义,使其可以被认知和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认知和理解,才有可能导致实践,亦即,国际关系(体系)既是一个主体或现实,更是一个文本,行动体与其之间是置于一个交互主体的理解诠释的关系情境中。做为一个文本,绝不是由所谓具体有形的政治经济性的权力和利益所构成的,而是通过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意义建构、诠释和沟通所促成的。这也就是说,国际体系既是物质有形的结构,又是意义的结构﹔因此,它既是一个意义的主体,更是一个文本和行动体实践的场域。行动体在其中绝不只是做所畏惧体有形的理性选择,以追求有形现实的利益而已,还必须具备有文本诠释、理解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行动体之间的沟通的能力。物质有形利益的追求,必须通过对文本的诠释以及由此所相关的认同和身份的界定,才会有其意义,也才能进行﹔而通过认同、身份界定,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理性选择和利益追求,所改变建构出来的客观现实,又会去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认同和身份界定。
其实,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都是从内理解掌握国际体系的途径,而这些途径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有其本体论上的依据外,更重要的还有来自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社会行动论的影响。亦即它们各自的本体论的内涵,是靠后面这些论述而获得呈现的﹔没有后面这些论述,它们的本体论是无法被理解、甚至是空洞的﹔通过后面这些论述所呈现出来的本体论论述,就可以型塑一套有关国际体系的理解和诠释,甚至形成一套文化氛围,当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行动,我们可以这么说,国际体系中行动体间的互动,绝不是所谓通过理性选择为中介所形成的绝对利得和相对利得的计较而已,而更是各种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的竞争﹔绝对利得和相对利得的计较,与各种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的争锋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结合的关系。而这也就是说,本体论必须被转变成一套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才能发挥具体现实的影响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都是本着各自本体论所形成的一套认知、理解和文化论述。
在知识论方面,由于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制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基本上形成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认为我们面对「客观的」国际体系或关系,就是要获得有关的「客观」知识,并且通过工具主义的角度认为,所获得的这些「客观」知识,是用来解决或化解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会面临的问题,以保证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和权力关系能够持续存在和正常的运转,从而又表现出功能主义的知识观点,亦即,人们所获得的有关「客观」知识,是为现实的国际体系中社会和权力关系而服务的,以保证或甚至巩固既有的国际体系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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